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誦誥之禮的人文探究 經學的意義

誦誥之禮的人文探究 經學的意義

 

施靜嚼

 


前 言

 

誦誥是帝教的主要活動之一。長久以來,其即為同奮用以凝聚念力感召祥和之氣,以臻濟世救劫並完成時代使命的法寶;其亦師尊自華山時代以降,道脈相承之法門。配合教義《新境界》之理論體系,我們亦可從「誦誥」與「靜坐」中開發諸多天人親和的奧祕與律則。除係以科學與醫學之進路之外,倘若我們回溯到中國古代典籍,並以帝教之道統衍流與文明啟張緒纘之垂禪為依據,我們當可自三代所遺留之《詩經》與《尚書》等文獻中,發掘其歷史之淵源與內在義理。

《詩經》與《書經》是三代之最重要之典籍。《天人日誦廿字真經》<垂禪文>提及:「盤古制創 承天立極 開來繼往 帝德初佈...堯舜祖興 文明啟張 緒纘先聖 仲尼憲章...」,以及「先天天帝教道統衍流第五十一代下迄第五十五代道統表」指出:「第五十二代天源教(教主軒轅氏)-道世興昌五世」,其中五世分別為唐堯虞舜夏禹周公孔聖。因故,自帝教道統衍流之追溯,並與中國上古史之合閱來看,「誦誥之禮」必然與上古三代之典籍-《詩》《書》有密切的關係。

《詩》與《書》可以豐富「誦誥」在人文上的意涵;「誦誥」活動本身亦再現了三代在人文發展上的豐郁,體現了《詩》《書》古奧質樸的文字背後,那股生生自覺的力量。更進一步說,「誦誥」雖是帝教特有、獨有的法門,是諸「時代之原人」因應天命的法寶;然而,當我們回歸到三代,回歸到《詩》《書》等典籍時,當可知:「頌」與「誥」已是當時高度的人文表現了;亦即:「誦誥」不是偶然產生於今的人文活動,它們是上古三代禮樂文明的具體內容。同奮之所以謂之為「原人」,在道統的意義與歷史的對應上,亦即分別對應於天道之「元」,以及文明創制之「源(初)」(原初)。

因此,我們嘗試從人文、從經典(中國上古典籍)的角度,來探討「誦誥」的意義。如此,一則可以初擬其在文明的定點;一則亦透過典籍,明白「誦誥之禮」在古代中國人生活中的份位,以及其對一個中國人生命之滋養,暨以反省在今日科技文明底下,我們的生命究竟流失了多少真實的意義。再者,《詩》《書》的道理,它們之對孔子(《論語》)之思想、心懷及識見的影響,亦可輔益我們予「誦誥之禮」以更高的精神性—即:「誦誥之禮」體現了中國上古人文之美與善。二者之相互助益,其意義顯矣。

經學的意義

 

「誦誥之禮」人文意義之探究,首先即:「經學的意義」。

首先,談「頌」。

「頌」是「誦」此一活動背後的形上意義,我們可自《詩經》言起。

《詩經》以「風、雅、頌、賦、比、興」為六義。前三者之別,在於其分別指涉不同的情感範疇。其中:

1﹑「風」(十五國風)是指日常、平民的情感;其以人民百姓日常生活之喜怒哀樂為內容,例如愛情。

2﹑「雅」指藝術性之情感;其離開平民百姓,而為文人或在位者之情感型態(範疇)。其或為文人反映民事之創作(如:〈小雅〉),或為人歌頌其先民之史詩(如<大雅>諸篇之稱頌古公亶父后稷等人))等。

3﹑「頌」乃純乎對形上對象的情感,是人對真正偉大崇高之人格德性的仰慕與讚歎。例如:<周頌><豐年>是農事秋收後,酬神賽會時所奏的樂歌,其係人們對山川神明之誠心感念,以及感恩報本之情。又如:<周頌><嘻嘻>一詩,描繪周成王以王者之尊、誠敬之心告予上帝,之中,「率時農夫,播厥百穀」,言祭祀上帝,即率農夫播種百穀,祈穀於上帝...。因此,「頌」之所及,必是崇高的人格型態,或山川神明等形上對象。「頌」的功用亦特定為「善禱」,或告乎神明、祭其先王之辭。<周頌><維天之命>:「維天之命,於穆不已。於乎不顯,文王之德之純!」,以及孟子用以證成「仁義內在」的詩句:「天生烝民,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,好是懿德。」(〈大雅〉〈烝民〉)‧‧‧,都說明了三頌始乎<清廟>,其中要旨必以德性與天命為主。

從《詩經》三頌之全備,我們可以明白「頌」在上古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的意義。唱頌,不論是祭祀善禱之歌,或告于神明之辭,它們俱為中國古代用以教導君王以及人民百姓,與天親和暨敬天、畏天,並虔誠謝天、謝神明的文明之道。我們私臆:《詩經》之「頌」,即古代中國人予「懷邀帝慈」、「常住親和感神知」(《天人親和真經》)等諸天人親和活動,率由眾人彙編而成的後天文字記錄。

 

至於「誥」,其始於《尚書》<周書>之誥文,是為大告或大令。《尚書》之「誥」原是先王(在上位者)對其後裔群臣的教誨,或君主對天下百姓要事之公告。「誥」的內容,因之必是整個共體生活中最重要的事。《尚書》<洪範>篇被視為中國最早的政治哲學,之中提及有關治理國家最首要之事;其中,「農用八政」─「一曰食,二曰貨,三曰祀,四曰司空,五曰司徒,六曰司寇,七曰賓,八曰師。」視「祀」僅次乎「食」與「貨」的活動之後。中國古代認為君主治國,首要在使民足衣食(即「食」),使民生財貨順暢(即「貨」)。其次,即要教導人民祭祀的原理─即慎始敬終、報本感恩的精神;使人民懂得「慎終追遠」,懂得對一切事物、生命的看法想法,對為事的作法等,審慎其終始並思及其久遠的影響。如此,始能使民德歸於樸厚純良‧‧‧。從「誥」之原義,我們看到:古代君主在理性實際的思考背後,係以神聖敬慎的精神、與天親和的活動,來維繫人民整體的生存(即「食」與「貨」);以「祀」的精神性來頂立共體生存的物質性。「農用八政」,說明了祭祀、敬天謝天之禮,在上古中國人生活中的頻仍,與其對群體生命衍流的重要性。

 

在漫長的時代遞變,在上古文字書寫不易的客觀限制下,《詩》《書》得以被人們長久薪傳,即說明了其義理之真確與價值之恆久。之中的「頌」與「誥」,亦古代中國人重要、必要且頻仍的內在生命活動。

 

依據《論語》<述而>十八:「子所雅言,詩、書、執禮,皆雅言也。」孔子將《詩》《書》列為「雅言」,乃至後代以降視其為「六經」之一...,說明了《詩》《書》之為經學的地位。

經學,不論其認定範圍如何更易,其俱為中國古代對整體人類文明創制的看法;是先民用以建構社會(共體)的綱要,亦其對世界的懷抱與理想。

經書,不似子書般,之為個別之先知或哲人所完成的個體性思想體系;經書代表了整體人民的心懷與嚮往,亦古代中國全體所共同朝往,或曾體現過的生命境界。

《詩經》與《書經》即蘊涵了上述這種整全性的意義。《詩》之「風、雅、頌」(六義)非僅為文體的形式,《書》之「誓、誥、典、謨、範、命、歌」等亦不單為記事的史料而已;它們實際是中國古代所嚮往或已體現的人道(《詩》)與王道(《書》)。「頌」與「誥」,因之是人道與王道的具體內容,是世界理想建立的途徑。三代的禮樂文明,教導人臻至「貧而樂道,富而好禮」的心靈境界,使人(主體)不受制於外在存在境況之優越性或卑劣性(即貧富尊卑等),使人能自立自足、樂道好禮,並為人真實之美善。

倘若,我們學習孔子對《詩》之「頌」與《書》之「誥」予以主體的轉化,使之由「君主」(有權位者),質變、提粹為「君子」(有德性者),而後與帝教的「誦誥之禮」作一種形上意義的會通,那麼我們得以圖示如下(見下頁)。

 

結 論

 

 

因故,從上述的會通中我們可以結論如下:

(1)「頌」與「誥」是三代禮樂文明之所在。從「頌」與「誥」之出於經書、蔚為經學的思考得知:「頌」與「誥」是中國古代文明之精華,亦先民對世界之想法與看法。它們亦如經學般,之為人存在所應遵循的常經要道,亦人人應學習涵泳者。從先民之視「頌」與「誥」為天地之常道,可知:先民視人與天的親和、人人以和、神人以和,乃人立乎天地所應具有的心懷,亦人存在最美善之境界。「常住親和感神知靈台寂滅靜中馳」(《天人親和真經》)在先民的生命中,是為常事。「人受天地之中以生」,「天生烝民,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,好是懿德」(《詩經》)‧‧‧,更說明了古代中國的文明創制,是以順應天地自然之道為方向,非「人」之自我突顯或膨脹;文明之道,亦教人以謙卑自牧。

 

(2) 同奮之禮誦皇誥﹑口誦心惟;就形上意義言,即是以「君子」之人格主體,輔行君主之禮。因此,我們當由《論語》等古籍之對「君子」人格之教誨與道理中,教化一己之心性。亦即,以君子之心性修養-「克己、復禮、為仁」,作為人道與王道完成的基礎;並且自《論語》之於「禮樂」內涵之論述,豐富我們對三代禮樂文明的了解。易言之,《詩》《書》與《論語》等古籍,足以為「誦誥之禮」提供更豐郁的人文內涵。

(3)「誦誥之禮」,除係救劫之時代使命外,其本身即上古三代禮樂文明之回歸,亦具木鐸教化之功。是故,我們得以自「禮」與「樂」的觀點,探究此文明體系底下,其對諸「人」與「事」之合禮合情之規劃。繼以彰示「誦誥之禮」的精神性;明白古禮在執禮的人與事,以及其他文獻儀節等內容上業已成就的人文深度。

 

(4) 三代禮樂文明的終極理想,在教導人超越外在存在境況之差異性,使人能真正做到「貧而樂道,富而好禮」;亦即,使人(主體)能樂道好禮,使人倫友樂和樂,以臻人人以和、神人以和...。故知:「誦誥之禮」之終極意義亦在此。

 

以上乃自「經學之意義」闡明「誦誥之禮」的人文意涵,亦本文之總結。

 

 

參考書目

1.《皇誥真詮》,天帝教台灣省掌院編印,1996。

2.《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》,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選注。台北:中華書局,1995。

3.《論語會箋》,朱熹集註 /竹添光鴻會箋。台北:廣文書局,1993。

4.《詩經通論》,姚際恆撰。台北:廣文書局,1993。

5.《詩經學纂要》,徐英撰。台北:廣文書局,1981。

6.《新譯尚書讀本》,吳璵註譯。台北:三民書局,1980。

 

(作者:東海學大學哲學碩士)

 

 (1)《詩》《書》之人道與王道之治:

 

樣態:

以「君主」(有權位者)為主體  禮「頌」的意義:善禱於天或山川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﹑有功德之先王。

                召「誥」的意義:普遍告予天下百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告勉王室後裔。

   孔子對《詩》《書》之

     「君子」(君主),作了形上意

      義的轉化,即道德意義的轉化。          共體之參與:「禮樂之治」

 

 

 

(2)《論語》

 

樣態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歸

    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   

以「君子」(有德性者)為主體   克己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復禮      以臻「貧而樂道,富而好禮」

               為仁      以行「木鐸教化之功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共體的參與

 

 

 

(3)帝教

 

樣態:

以同奮(時代之原人)為主體        「誦誥之禮」,是為:(1)救劫之使命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2)三代禮樂文明之

就主體意義言,即是以「君子」之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回歸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人格型態,輔翼「君主」之事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3)行木鐸教化之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共體的參與